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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虎列拉”与陕西防疫体系初建

3d森林舞会 时间:2020年02月28日 05:37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华民族不仅遭受了灾难深重的外来侵略战争的摧残,也面对频繁肆虐的自然灾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反侵略与求发展的时代命题外,抗灾疫与求生存也成为现实主题。

  民国初年,在各地不断暴发的疫情惨烈现实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1919年北洋政府设立了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主要负责督办地方防疫建设的卫生部(1931年后称卫生署)。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会议要求各省参照《市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依据地方情况,筹设县立卫生医药机关,作为推广地方防疫建设的职能部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差异显著,其抗灾害的能力不同。西北地区各省由于长期相对封闭保守,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顿,遑论卫生防疫事业。

  陕西,这个深处内陆、小农经济模式坚固的地区,在历经晚清同治回民起义、光绪年间大旱,民国十五年(1926年)围城之战、民国十八年(1929年)年馑之后,原本尚属温饱的社会已然民穷力竭,接踵而至的疫病却如影随形,其状令人不寒而栗。

  1932年6月,从潼关开始,自东向西,“虎列拉”在关中大暴发并迅速扩散,渐行南北,约计疫区达于五十三县,患病人数至五十余万人,不及救治而死亡的人数多达十二三万余。“虎列拉”是霍乱的别名,在民间又有“吊脚痧”“绞肠痧”“瘪螺痧”之称,症状为腹肠绞痛,上吐下泻,腓肠筋痉挛,皮肤厥冷,眼窝深凹,尿量减少或闭塞,最后虚脱。由于发病迅猛,特别是在卫生环境较差、医疗设施缺乏的情况下,传染性强,一旦传染,多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病,民众因缺乏医药和卫生知识,谈“虎”色变、生活在惶恐之中。旬邑人马志超回忆当年虎列拉染行该地的情形: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夏之交,城内李某以卖小吃为业,突染病当日毙命,当晚其妻与一子毙,随后五月婴儿亦毙。遂由该巷传染,至城内及城围均皆流行,来着甚速,亦乏良医,染者束手待毙,无可如何,只听得怨天呼地,啼哭之声振破耳膜,袒胸裸臂之死骸到处皆见,经日光之蒸,臭气冲天。从早到晚街坊所见之人颜面苍白,均带恐容,一手遮其鼻腔一手持有香表,东奔西跑,求神保护,有者门悬草人、红裤、白碗等形形色色,实为奇观,最可伤者,父背其子尸,子抬其父棺往来不绝,口内只叹道:上天收生,或云外人使汉奸下毒于井。众言纷纭,语论不绝,其情之惨,目不忍视,种种苦况诸纸难宣。

  这种突发、传染迅猛的疫病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使整个地方社会陷入危机——不仅是威胁着个体生命,更对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疫病带来的震惊和巨大伤痛,引发陕西各界人士特别是卫生界人士的反思,遂逐步付诸实践,并推动陕西现代防疫体系建立。

  “虎疫”暴发后,陕西省政府即派出医师前往防治,并临时筹设检疫所和传染病院,无奈仓促之间,人员和设备不足,防疫应急体系缺乏,四个月间,疫区即扩散至53个县,而所派医师仅达28个县,虽注射疫苗20万余人,但不及救治死亡者则达13万余人。对“虎疫”肆虐的无力抵抗反映了民初以来整个陕西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的缺失。

  痛定思痛,在13万余人的生命代价,在“虎疫甚于洪水猛兽”“吾人为虎噬矣”的感触下,时任第十八陆军医院院长杨鹤庆先生(又名杨叔吉,陕西华县人)在“虎疫”正烈之时,坚决呈请省府设立一劳永逸之防疫处,得到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的大力支持,指示“关于防治虎疫,由杨叔吉先生主持,用款见他私章拨给,用人由他调动,关于在省的一切设施,应竭力援助”。

  陕西防疫处于当年(1932年)11月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全国除北平中央防疫处成立后继起的唯一永久防疫机关。杨叔吉兼任处长,不支薪水。防疫处分设防疫课和制造课、事务室。防疫课职责一作文字宣传,二为训练人才,三设传染病及贫民诊疗所、巡回医疗队、种痘传习所等;制造课专制各种疫苗,事务室掌管文牍庶务会计。

  此后,陕西防疫工作即以陕西防疫处为中心次第展开。首先针对疫情开展工作,一年内成效:派出防疫员五人赴陕北防治虎疫,成立传染病医院,年计收容传染病人700余人,组织巡回医疗队,两月余诊疗达1037人,发行防疫周刊,刊印各种防疫宣传单行本和传单,举办防疫训练班3期,每县有防疫人员2人,覆盖全省71县(彼时全省共94县)。对省赈务会及佛化社所办灾民疗养所,每星期派员诊察2次。六月入夏购置“虎疫”疫苗1万瓶、鼠疫苗157瓶、救急水12000瓶以及霹雳散、痢疾散等,以东路为重点分发各县。并委托陆军医院、省立医院、红十字会医院负责在省府全城四区进行虎疫疫苗注射和种痘。有针对性的防止传染病暴发流行的防疫工作已经逐步走上正轨,1936年,陕西防疫处通过组织公私医院及各医务卫生机关担任与人民免费注射“虎疫”疫苗以免疾患的任务,有效防止了五年一次大流行的循环性霍乱症暴发。

  以此为契机,以卫生助理员作为防疫建设体系的先头兵,将陕西防疫长效体系纳入卫生行政建设。1933年陕西省防疫处在中央《县卫生行政方案》(1934年)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参照《市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吸取乡村建设派进行卫生防疫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在县卫生院尚付之阙如的情况,推行了卫生助理员制度,当年经防疫训练班派任的卫生助理员已遍及61县,占全省县份的三分之二。卫生助理员的职责平时为佐理地方卫生行政,并宣传防疫知识,遇有疫病发生,即专门担任防疫事宜,具体工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调查事项(有调查表式),二是宣传事项,三是治疗事项,四是卫生行政事项。

  与1934年颁布的全国《县卫生行政方案》相比较,陕西卫生助理员除了初级防疫保健事务外,实际上承担了从县卫生院到卫生分所不同级别所属的部分职责。这个工作标准体现了陕西防疫处在推行乡村防疫建设初期的探索:通过卫生行政力量,对乡村卫生实况调查,并以“获得民众对卫生的信仰”作为重点致力于乡村现代卫生科学的启蒙。

  在《陕西防疫处一周年纪念刊》上,杨虎城题词“防患未然”,对防疫处的成立和工作意义充分肯定。署名贾友三的“防疫重于防匪”文章称“夫匪患,有形之患也;疫患,无形之患也”,因为从杀伤生命说,“盗匪之宗旨在财,故越货者不必其意存杀人,劫掠者不尽皆屠城纵火,饱载而归,目的既达。疫疠之发,其生机易于蔓延……万一此菌发生,则繁衍甚速,传染甚易”,“如不加意预防,则有传遍世界之可能,人类灭绝之堪虞。”这在当时政府“剿匪”方兴未艾的政治形势下,显然将“防疫”工作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以提升民众之意识。

  地方政府和卫生界人士对防疫工作的种种期望和设想不再局限于一场防疫,已然突破防范传染病而触及公共卫生的建立和民众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改变上。

  邵力子为《陕西防疫处一周年纪念刊》题词:无恒不可为医,防疫更有甚焉,勿仅谈“虎”而色变,愿共弭患于未然!利用科学以破迷信,乃知人定可胜天。从省政府的角度,寄予陕西防疫处利用科学的卫生知识破除迷信,稳定社会人心的同时,传达现代科学力量的重任。

  陕西医界著名人士石解人在为《西京医药》创刊号(1933年1月)撰写的《西京医药的使命》一文中指出:暴日之侵国,“无非是由于日本信奉科学,尤其维新后,利用科学优生学之奖励强种”,呼吁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医药界同仁,打破新旧或中西医之争和西医门派之争、协力探求科学医药的真理外,介绍研究西北之特殊医药学术、普遍西北卫生知识的宣传,兴建西北医政、兴议医育之方策;鼓吹优生学,培植优秀人种,以资抵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此文观点颇具有代表意义,在《西京医药》后期刊载的文章反复出现了以类似观点推介公共卫生的文章:如《公共卫生与国家盛衰之关系》《强国强种的一种捷径——小儿结核病之预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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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描述: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华民族不仅遭受了灾难深重的外来侵略战争的摧残,也面对频繁肆虐的自然灾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反侵略与求发展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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